耐火材料巨头在池州建基地

我们可以让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有序地进入市场，从而增加城市住宅用地的供给量。

而且这一放缓的速度是逐渐的扩大。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需要调整中国原有的发展模式已经过时了，到了一个效益递减的阶段。

这个趋势还是令人担忧的。马硕认为，中国下一步经济改革应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，充分调动民间私营的积极性。特别是大的层面没有完成转型。因此经济发展的模式应该有变化。中国经济最大的潜力就在民营的私营的企业，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大动力，也是希望所在。

该修铁路，港口机场等地方也都修完了。中国经济发展放缓显而易见马硕首先认为中国经济近来明显放缓，但是同其它国家相比，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是较快的，7，8%的增长率，其它任何一个国家也达不到的。如今改革已进入了深水区，进入了攻坚阶段，改革模式本身也需要加以变革。

银监会也出台了吸引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新措施。比如说国企改革，要设法把国有企业的利益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、长远利益结合起来。然而，在现实中，还有另一种批评市场经济改革的声音，您怎么看？魏加宁：我认为，中国正在面临着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和新的改革开放高潮。从宏观经济层面上看，经过一轮的放松——紧缩调控，现在的经济形势仿佛又回到了2009年的状态，增长速度再次快速下滑。

5月28日，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，研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、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。记者：哪三大关系？魏加宁：过去30年，我们的改革模式主要有三个基本特征，一是危机导向为主，二是由外而内为主，三是基层探索为主。

迫切需要设立改革协调机构来推动顶层设计记者：在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方面，当务之急是什么？魏加宁：我认为，当务之急就是要恢复体改委或设立新的改革协调机构。第二，要处理好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的关系，从由外而内为主变为由内而外为主。一方面要有对外开放的时间表，目的是为了保持一种高压态势，以推动国内的改革。美国此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，围绕着其形成原因的争论一直不曾间断，但是根据我们的研究，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，至少有一点与大萧条是一样的，这就是随着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迈入新阶段，相关国家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，但是，相应的体制改革却没有跟上，经济社会管理体制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变革。

首先，去年以来，在胡锦涛总书记、李克强副总理的亲自推动下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财政部与世界银行一道进行了共同研究，为今后30年的改革开放谋篇布局。记者：您认为，当前或今后10年，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什么呢？是财政风险，还是金融风险？魏加宁：我认为，今后10年，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不改革。建设资金不足，于是就搞金融体制改革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当苏联、东欧发生巨变之后，邓小平不是让改革停下脚步，相反却加快推进改革，南巡讲话把改革开放推向新的高潮，随之，中国经济出现了持续的快速增长。

过去30年，我们的改革基本上是以基层探索为主，即所谓摸着石头过河，当然偶尔也有一些顶层设计，比如说1994年推出的宏观配套改革。但是，为了保持改革的良好势头，为了使改革最终获得成功，需要特别注意处理好与改革模式有关的三大关系。

比如说房地产领域，商业性房地产就应当让民营企业去做，国企在里面就只会争当地王，从成本上去推高房价，因此国有企业应当退出商业性房地产市场。记者：不改革又会怎么样呢？魏加宁：从国内外的经验教训中我们不难得到答案。

可是现在，我们的宏观调控不仅又回到了直接调控，甚至调控得更细致、更微观、更直接，连计划经济都不是，干脆就是审批经济——经济过热时靠压审批来控制速度，经济冷了又靠加快审批来刺激经济。现在看来，要不了十年这一体制的弊病就暴露出来了。还有福建省，我前不久去福建时，得知他们在推平潭开发区建设，希望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进行新的探索，包括让台湾人来参与管理，等等。当然，相应地，对国有企业的考核标准也应当加以改变，不应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，也不应是所谓的国有资本保值增值，而应当是以其为广大民众提供社会福利、公益事业为主要目标，并要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。改革要处理好三大关系记者：在这种形势下，我们应当注意什么？如何才能确保改革的成功？魏加宁：我认为，改革形势出现了好转，新一轮改革竞争态势已经初步形成，值得鼓与呼。可遗憾的是，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如何应对增长速度下滑上了，许多重大的基础性改革都没有大的动作。

但是在某些领域，比如说金融领域，在改革开放的顺序上，我们要接受日本的教训。不要错失改革良机记者：30多年的历史经验证明，中国选择改革开放的道路是十分正确的。

使得苏联的体制问题堆积如山，体制基础已经腐烂，结果，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，改革稍有不慎，国家大厦就土崩瓦解。只有民营企业做不了、做不好、或者不愿意做的，才由国有企业去做。

以美国金融为例，混业经营趋势明显加快，但是分业监管体制却没有发生任何改变，结果导致监管体制出现漏洞，金融监管严重缺失。第三，要处理好基层探索与顶层设计的关系，要从摸着石头过河为主变为以顶层设计为主。

因此，今后的改革，需要有危机意识，但是不能完全被动地依靠危机来推动。财政没钱花了，于是就搞财税体制改革。迎接新一轮改革高潮记者：这样说来，我们应该继续大力推进改革。它不仅关系到改革的成败与否，而且也是检验我们的改革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的试金石。

最后看中国的经验教训。过去因为亏损严重，所以推动国企改革大家容易接受。

老实讲，我们现在的许多成就，其实吃的是邓小平南巡讲话的老本儿、吃的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宏观配套改革的老本儿，以及中国加入WTO的老本儿。但是另一方面，还要有国内改革的路线图，要按照科学的改革路径，循序渐进、扎扎实实地推进国内的基础性改革。

过去30年，我们的改革路径基本上是由外而内，即所谓以开放促改革，通过倒逼机制来推动国内改革。三是计划经济与市场化改革的冲突——我们的改革是市场化取向，而发改委的前身国家计委则是计划经济的核心堡垒，把一个市场化取向的改革部门并入到计划经济的核心堡垒之中，结果会是谁改谁呢？我当时还指出，这一体制缺陷，过十年就会显现出来。

在新一轮改革开放浪潮正在崛起的大背景下，我相信，要不了多久，就会出现新的一轮民间投资热潮。等到经济增长速度慢下来了以后，才开始推动国内的金融自由化。上个世纪90年代初，围绕着姓资姓社问题又展开了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，皇甫平迎风傲雪的文章我们至今耳熟能详。后来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，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局面，1994年宏观配套改革，奠定了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基础。

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没有实行国内金融自由化，而是搞护送团队、人为压低利率，结果资源扭曲配置。之后不久，深圳又出台了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若干措施。

其次，在今年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，温家宝总理在答记者问时，表明要全力推进各项改革，催人奋进，令人感慨。总之，过去30年，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，最重要的因素并不完全是所谓人口红利（为什么改革开放前具有同样的人口结构却没有出现人口红利呢），也还有和平红利（越战后30多年的周边和平环境），更重要的是改革红利，是制度变迁带来的红利。

与此同时，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，却一味地追求短期繁荣，导致泡沫迅速膨胀，这恐怕才是此次金融危机最深层次的根本原因。其中，金融领域出台的改革措施最多。